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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香山時期，是解放戰爭走向全國性勝利、中國革命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的重要歷史階段。面對時代與人民賦予的重大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趕考”的清醒和堅定，著力加強黨的作風和紀律建設，為中國革命勝利和新中國人民政權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立下“趕考”規矩

1949年，中國政治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徹底打敗國民黨政府、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曙光已現。但越是接近勝利，驕傲自滿、貪圖享樂、不求進步、以功臣自居等種種情緒就越容易在黨內滋生，資產階級也可能會趁此機會利用糖衣炮彈來征服黨內一些意志薄弱者。如果任憑這種現象蔓延，后果將不堪設想。

為此，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鄭重提出“兩個務必”重要思想，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此外，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還作出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進京“趕考”前定下的規矩。

為適應黨的工作重心轉移，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定，中共中央將遷往北平。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專門發布《關於機關、部隊轉移前后應該遵守的事項》，明確了轉移途中及進入城市后的相關紀律。如轉移途中，應遵守“絕對服從領隊同志的指揮”“途中不准出賣公私物品及做生意”等23條紀律。

為保証這些紀律規定得到切實執行，中央還要求各單位事先進行廣泛教育，並在出發前后組織紀律保密檢查組，在轉移途中進行檢查。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出發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笑著回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嚴明軍隊紀律

隨著解放戰爭的迅速推進，越來越多的城市獲得解放。為了維持城市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保障人民利益不受侵犯，順利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移，中共中央在進駐香山前后做出許多指示安排，為進城軍隊和黨員干部制定了一系列紀律規定，並要求全黨全軍嚴格遵守。

為保護北平眾多的文化設施和文物古跡，2025-08-07，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平津戰役總前委的指示電中強調，對於攻城必須有精密的計劃，要事先對城區

各部分的情況進行精密調查，各部隊首長必須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擊，哪些地方不能攻擊”，並且當作一項紀律去執行。為做好北平的接管工作，1月22日，北平市軍管會印發《接管人員工作條例及接管紀律》，明確了接管人員的組織構成、工作任務以及應遵守的相關紀律。正是有了這些紀律的“保駕護航”，北平順利回到了人民手中。接管北平的第41軍更是以嚴明的軍紀得到北平人民盛贊，稱他們“像一盞紅燈，照到哪裡哪裡亮”。

渡江戰役發起之后，由於當時全國大部分地區即將解放，接管任務更加繁重，形勢也更為復雜。4月25日，毛澤東、朱德在香山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宣布約法八章。此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通過各種形式在人民解放軍全體戰士和廣大民眾中廣為宣傳。

為了吸取入城部隊在紀律執行方面的經驗教訓，5月16日，中共中央又發布了《關於入城部隊遵守城市紀律的指示》，從保護城市人民生命財產、保護外僑不加侮辱、遵守城市生活秩序等12個方面進一步明確了解放軍入城后應遵守的紀律規定，如軍人進入戲院、電影院、理發店、澡堂等公共場所均須照章買票，不經上級許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勞，軍隊騾馬大車不得入城，不准亂放槍，不准上街亂跑，嚴格請假制度等。這些結合城市特點所做出的規定，一方面嚴明了部隊紀律，另一方面也促進了部隊盡快適應城市生活。

丹陽集中整訓

在全國勝利大進軍進程中，中共中央始終高度重視正風肅紀，確保各項任務順利完成。

南京解放后，有鑒於進入其他城市的經驗，中共中央多次致電渡江戰役總前委，要求他們進一步做好接管上海、杭州等南方大城市的准備工作。5月3日，中央軍委向總前委發出指示，明確指出：“過去，你們在三個月准備渡江期間，沒有抽出一個月時間令軍隊學習政策和城市事項，沒有作很快佔領諸城的精神准備和組織准備，吃了虧。現在隻好在十天內補足此種缺點。”在江蘇丹陽開展的干部整訓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

丹陽整訓期間，反復深入地進行城市政策教育、入城紀律教育和接管城市的經驗教育，為的就是做足接管上海的准備工作。整訓中，《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上海概況》《城市常識》等都是必學材料，便於部隊了解接管城市的政策以及城市的生活和運行情況。1949年4月就已經公布的《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更是學習的重點。

該文件由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的陳毅指派城市政策組組長曹漫之起草，但在編寫的過程中，“不住民房”一條引發了不少質疑。曹漫之在后來的回憶中這樣說道：“拿到部隊去討論，全部都接受，就是這一條不接受：‘不入民宅’。下雨怎麼辦？小雨可以，大雨怎麼辦？”這條引發爭議的規定正是由陳毅提出，他反復交代曹漫之一定要寫進守則中。陳毅特別強調，“這一條一定要無條件執行，說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這份入城守則上報中央后，很快就得到了毛澤東的電報批示，內容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個大字。

5月6日，中央軍委正式發布《關於城市駐軍不許住民房的通知》，用將近兩千字的篇幅，專門對“不住民房”這一問題，做了詳細說明。《通知》根據接管平津的經驗分析了軍隊在城市中借住民房“是十分不妥當”的原因，指出“因城市不同於鄉村，雖然我們部隊的群眾紀律，一般是很好的”，也給了人民以良好的政治影響，“但借住民房終給居民以諸多不利不便之處”。如，房主的租金收入可能減少，可能出現水電費的糾紛，每日清晨的起床號“與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相徑庭”等等。

因此，在城市解放初期，衛戍部隊應適當分散在市內駐扎，但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應駐扎在中外兵營、公共機關、廟宇、祠堂、公所及會館和已經停課的學校等公共場所，“必要時寧可以適當的代價租住整棟的旅館，也不要租住民房”。至此，“不住民房”成了人民解放軍進駐城市的一條“鐵律”。正是因為嚴格遵守了這條“鐵律”，才出現了上海解放中人民解放軍“街頭露宿”的動人場景。

（摘編自《世紀風採》2025年第7期 杜意娜/文）